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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与动力机制

2020-11-04 来源:未知 浏览数: 字体:

 


\0 百年党建,布局为先,一部近百年党建史就是一部党建布局演进史。党建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各方面建设的诸多要素排列而形成的有机系统,通过适时更新党建布局,进而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梳理建党近百年党建布局演进历程,分析党建布局演进的动力机制,得出对创新和发展当代党建布局的启示,这对理解党建布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把握新时代党建布局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就是党建布局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包括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起点,需要回溯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源起,回答从何开始的问题;关于过程,需要探究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回答如何展开的问题;关于结果,需要总结党建布局产生的影响,回答取得什么成就的问题。

  1.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前提和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布局演进从何开始,需要追问其历史前提和历史起点,追问之目的在于揭开历史帷幕,认清历史背景,定准历史起点,以实现对党建布局演进历史的总体性把握。

  第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及未来走向是历史前提。历史征程的启航必须要有历史前提的存在,党建布局历史演进的叙述背景和前提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及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而首要课题是开展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的民主革命。诸多仁人志士因自身阶级局限未能彻底地完成这一首要课题,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革命阶级和先进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党,这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指导思想和外部条件。由此,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命运与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完成两大历史性课题的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自身建设实践的开启是历史起点。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起点是党建布局的开端所在,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其建设布局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自身建设实践的开启构成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立足于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确立了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回答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问题需要明晰党的建设根本目标、确定党的建设基本原则、实施党的建设具体举措,其重要路径就是规划党建布局。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既是党的建设及其布局开启之时,也是中国革命发生新变化之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新”就在于中国革命自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也有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正是基于这个新起点,党建布局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相结合,开启历史新征程。

  2.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特征 

  党建布局演进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若干基本要素及其内在关联的认识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历经创建开拓、曲折探索、调整重塑和创新发展四大历史阶段,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

  第一,创建开拓阶段(1921—1949年):思想建设为首位的布局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对党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部署和规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初步规定了党的政治纲领,又具体部署了吸收和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确定党组织运行原则等内容。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细化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系列举措,同时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建规立制。这就说明建党初期党建布局包括了组织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基本要素,但由于党的建设实践经验不够,加之对基本国情认识不足,因而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深,此时党建布局发挥作用有限。在党建布局的理论致思和实践探索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他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的建设实践探索,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三个科学论断,即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的建设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继续配置组织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基本要素的同时,也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纳入党建布局之中并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总之,党建布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整体布局结构。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非随着党的成立自然形成,而是有一个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提出—方针确定—深化发展”的演进线索贯穿其中的历史探索过程。具体说来,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当时的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因此在强调党员组织上入党的同时,也注重党员思想教育改造和思想入党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认为应该通过党内出版物和理论书籍来强化党员的思想改造,“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思想建党就是要从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党内最本质的矛盾着手,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35年瓦窑堡会议坚持了思想建党的方针,通过共产主义教育增强党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也突出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首要性。因此,突出思想建党是这一阶段党建布局的鲜明特征。

  第二,曲折探索阶段(1949—1978年):理性与激进交织的布局嬗变。由于革命的不断胜利及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在党员干部队伍中预防精神懈怠、享乐主义等问题成为当时之需,加强作风建设在党建布局中的重要性由此凸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通过一系列运动及时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1950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毛泽东也注重防止党员腐败堕落、当官老爷、脱离群众等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通过加强作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提高,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这就体现了党在新的内外环境中对党建布局的理性认知。党的八大不仅在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准确认识到首要的任务是更加密切地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

  但党建布局的理性探索却受执政经验不够及国内外复杂形势影响,导致长效性的实践机制效能不足。1958年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建布局逐渐由合理状态演变为失衡状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党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组织上的稳定有序和作风上的实干追求都遭受损害,造成党建布局错位失衡,进而党的其他事业也严重受挫。

  第三,调整重塑阶段(1978—2012年):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的布局革新。改革开放为党建布局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对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打开了党的建设新局面,由此制度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建布局重新调整的切入点。一方面,教育全党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在于革除党和国家现行制度的弊端,使各项工作有序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明确党的制度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其最终目标就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因此党建布局是否合理,关系到能否把党建设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改革开放之后的党代会及中央全会文件对制度建设有不同的定位表述,但都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党建布局的其他基本要素之间的关联。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将制度建设融入整党运动之中以推进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把党的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了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由此形成。党的十七大在继承十六大党建布局基础上“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其中,“反腐倡廉建设”的纳入是制度建设层面的具体展开和细化要求,初步构建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反腐制度体系,在党建布局整体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布局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形势更为严峻,党的建设及其布局任务更为繁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由此可见,管党治党成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现实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建布局是“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其中,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和根本,党的思想建设是基础和灵魂,党的作风建设是途径,党的组织建设是关键,党的纪律建设是保证,党的制度建设是保障,反腐败斗争是基本要求。各方面内容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中,从而使党建布局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更加科学、系统、完整,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党建布局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新时代党建布局的鲜明特征。从历史源头来看,中国共产党具有以讲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建设历史经验,在自身建设中形成了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从理论属性来看,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主要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性,“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从现实境遇来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在新时代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迫切需要政治建设来统领党建布局。

  3.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影响 

  党建布局在近百年演进历程中取得实践与理论上的重大历史成就,是党的建设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现,促进了党的建设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不断跃升。

  第一,形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成果,促进党的建设实践形态不断升级。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化的综合体,党建布局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具体化,并为推进其不断升级进行安排部署、规划设计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谋篇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得以塑形与稳固。改革开放之后,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逐步把制度建设纳入党建布局,并强调要将其贯穿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在原有党建布局中形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又在党建布局中纳入反腐倡廉建设新内容,形成了“五大建设”布局。新时代党建布局是将各方面内容进行增补替代和排序调整,把“政治建设”摆在了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位置,并新增“纪律建设”,强调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明确“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坚决性,更加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针对性,党的建设在新时代的实践形态由此形成。

  第二,构建党的建设布局基本框架,促进党的建设理论形态不断飞跃。党建布局在演进历程中取得实践层面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会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从近百年历程来看,党建布局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构建了党建布局基本框架,它不仅体现为党的建设各方面基本要素的不断丰富完善,也体现在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摆位排序及其逻辑关系的变动。党的建设新的基本要素随着不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历史任务融入党建布局之中,且在新布局中占有突出位置和发挥重要作用,并与其他方面建设内容建立新的关系,进而使党建布局发生结构变化。党建布局的演进历程影响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历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重要载体选择就是党建布局,进而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两大理论形态,这既丰富和拓展了党的建设的具体内涵和总体视野,又实现了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党的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

 

  二、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动力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基本国情,合理解决党的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形成了集基本动力、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于一体的动力机制,在这一动力机制的驱动下党建布局得以不断革新和优化。

  1.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是基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来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及中心任务,进而又决定着党的建设及布局的方向,这是党建布局演进的发生逻辑体现。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的主要根据。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所提出的总路线,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其制定主要是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和党建布局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制定。1956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建布局要围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来制定。改革开放以后,党重新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并立足于新实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以此明确了党建布局的总体思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在坚持基本路线基础上明确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心任务,这也是规划新时代党建布局的主要根据。

  第二,党建布局演进主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具体展开。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也决定着党建布局演进的方向。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时就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因此党的政治路线及中心任务是贯穿党建布局演进历程中的一条中轴,它反映出党的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与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党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进行调整,为党建布局为何要变、怎么变、变成什么提供了基本的参照基准。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总路线决定了党建布局必须紧紧围绕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和团结人民大众并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展开。再如,党的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为:“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总路线决定了党建布局必须紧紧围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而展开。

  2.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自觉是内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党建布局演进历程中的主体,其主体性自觉的不断发掘和彰显构成党建布局演进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以主体力量自觉推动党建布局演进,主要体现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站稳人民立场和自觉认识党的建设基本规律。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党建布局演进的主体性表征。主体性是活动主体在事物发展进程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特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独立”强调了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运动领导者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彰显党建布局主体性特征的根本保证,从党建布局内部的角度来看,只有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建布局历史演进才具有自觉合理开展的可能,才能在这一过程中自主选择、独立决定、自觉发挥,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地位。从党建布局与党的其他事业联结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系统和整体的领导,党建布局关乎党的其他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其他事业能否顺利推进也对党建布局具有显著的检验和反馈作用,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党建布局与党的其他事业联结这个大局中表征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

  第二,党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是党建布局演进的力量支撑。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成立伊始就深知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党的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人民群众是党建布局历史演进广袤深厚的力量源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源于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党立足于人民立场,只有将自身领导地位牢牢厚植于人民群众的坚实土壤中,充分汲取人民智慧、全面彰显人民力量,党才能在党建布局演进历程中显示出主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党建布局的价值旨归在于通过党建具体工作机制的系统安排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如何实现党建科学布局及合理调整,其根本依据就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相信并依靠群众。通过党建具体工作的落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充分彰显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推动党建布局适时调整。

  第三,党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是党建布局演进的自觉体现。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能够“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本质属性的体现,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和认识党的建设基本规律来不断调整党建布局。一方面,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党建布局具体实践环境中不断深化认识和自觉把握,只能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获取阶段性认识。另一方面,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促进了党建布局实践的发展,深化了认识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境界,使得党提升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进而主动自觉地适时调整党建布局。

  3.复杂性多元化的风险挑战是外来压力 

  党建布局的变更不仅受基本动力的根源驱动和内在动力的内部驱动,还深受外部各种风险挑战的不同程度影响,外部各种风险挑战倒逼党建布局适时更新,促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将其转化为动力。

  第一,外部错综复杂的风险和挑战对党建布局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来自外部错综复杂、带有不同特点的各种风险挑战,它们对党建布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影响,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有的甚至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党成立初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内外风险叠加交织的历史环境倒逼着党建布局不断适应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复杂国内外局势,在新的党建核心命题面前并没有既成的经验可循,谋划和开展党建布局只能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艰难前行;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挫折和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深刻地影响着党建布局在新的历史环境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方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党需要冷静观察和沉着应对,科学理性规划党建布局;进入21世纪以来,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这些“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考验着党驾驭复杂局面的统筹能力、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影响着党建布局安排与规划。

  第二,党善于将风险挑战的压力转化为党建布局演进的动力。面对外部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依靠,以聚焦问题为导向,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准方向、提出对策,将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转化为解决党建布局问题的动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积极迎难而上、做到处变不惊。一方面,外部风险挑战对包括党建在内的党的事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党不仅需要客观分析和理性研究外部风险挑战带来的多重影响,也需要从理论上把握风险挑战发展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党建布局以外部风险挑战的影响为重要参考点,进而自觉意识到其调整的必要性,把握党建布局新的演进趋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准确识变和理性应变的革新能力对党建布局进行科学调整和合理更新,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增强斗争精神,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把与时俱进与不断更新、坚守道路与自我完善、坚定原则与运用策略有机统一起来,牢牢把握规划党建布局的主动权,切实把党建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以党建布局创新推动党的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三、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当代启示 

  新时代是党建布局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是党建布局总体规划、科学设计与合理调整的现实场域。分析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及动力机制,对理解新时代的党建布局合理形态和发展创新,对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

  1.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主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党的建设反映的主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的表现形式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并同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联结在一起。

  第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主题的问题指向和基本内涵。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所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党建布局就是应于时代课题的解决而合理展开,其发展必须顺应时代主题变化,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主题充分反映了党在每个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一方面,“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主题内生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是历史发展逻辑使然,其建设发展也必须遵循时代发展趋势及规律。“建设什么样的党”需要回答党的内在本质和基本属性是什么,即党的性质、宗旨、使命等,厘清党的建设发展的基本元素。“怎样建设党”是“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逻辑延伸,在不同时代背景对党建工作具体展开,使党的建设达到事实判断与价值定位的有机统一,在不同时代彰显党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在所处时代寻找答案。每一时代都蕴涵着解决该时代面临问题的答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就说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答案内涵于每一时代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中,必须在每一时代的党的建设实践中去寻找。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的问题指向于:如何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如何发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的关键作用,如何有效转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等等。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主题以及党建布局优化的时代命题。

  第二,党建布局必须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主题为中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党的建设实践与理论中的重大问题,贯穿于党建布局近百年演进历程之中,党建布局是党的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具体展开。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党的建设核心命题,党建布局也紧紧围绕这一命题而展开,不同布局形态构成了演进历程中的鲜活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核心命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党建布局始终围绕回答和解决这一命题展开,其成果就是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锻造“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新中国成立以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党的建设新的核心命题,党建布局围绕执政党建设这个课题进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党始终按照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并注重从制度上建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因此,在新时代,党仍然要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把党的建设方针、主线、根基、着力点、重点任务及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协调推进、统筹推进、一体推进,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实现党建布局系统化与科学化。

  2.必须始终坚持两大原则:根本性原则和方向性原则 

  回顾党的建设近百年历程,党建布局必须立足于相应的社会历史现实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产生于党建布局实践之中,反映了党的建设一般规律和党建布局演进的特殊规律,并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性原则。根本性原则体现的是根本旨趣和目的。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对于不断推进党建布局创新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只有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明确党的建设目标指向和基本逻辑,党建布局才能合理科学规划,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自身建设及各项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抓紧做实,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进而领导全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同时,党自身也在领导各项伟大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坚强有力的锤炼。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具备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能力,也始终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新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对党的建设及其布局进行新的谋划。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建布局才能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真正发挥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现实力量,才能顺利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第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方向性原则。方向性原则体现的是重点和着力点指向。党的建设就是管好自身、严字当头、注重全面,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党的各项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贯穿于党建布局近百年演进史之中:思想建设方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宗旨意识,自觉做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组织建设方面,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机统一,制定和落实严格的组织路线,严把选人用人关;纪律建设方面,始终维护、严守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巩固党员的纪律意识,逐步探索构建了集教育、制度、执行、监督、评价等于一体的运行机制;作风建设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民务实清廉、“三严三实”等优良作风成为管党治党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新时代,必须要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及其布局的原则来抓,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注重“全面”和“从严”,在全面中把握党建布局的整体性,在从严中管窥党建布局的运行态势;要坚持党要管党而非“党只管党”,充分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党建布局的更新优化,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的事业提供坚强保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出党建布局的严实成效。

  3.必须正确处理三对关系:继承与创新、要素与系统、对内与对外 

  党建布局不仅涉及党的自身建设各方面基本要素之间关系,也涉及党的建设以外其他方面关系。因此,发展创新党建布局必须正确处理好三对关系:纵向维度上,要处理好原有布局与现有布局之间的关系;横向维度上,要处理好党建布局整个系统与党的建设各方面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综合维度上,要处理好党建布局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一,必须在继承原有布局的基础上创新现有布局。处理好党的建设原有布局与现有布局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也需要辩证地理解新布局与旧布局之间的关系,注重“新”与“旧”的对比和区分。党建布局演进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党建布局架构的更替,是党的建设新布局对原有布局的发展和超越。具体来说,一方面,原有布局是新布局创新的基本前提所在。党的建设新布局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党的建设原有布局的客观存在为新布局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点,否则,新布局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新布局是原有布局创新发展的结果。党的建设新布局与原有布局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恰恰是原有布局完成了相应的历史功能使命,新布局的生成也就具有历史合理性,创新发展也才成为可能,新布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和实现党的建设新的历史功能。因此,处理好党的建设原有布局与新布局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辨明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关系。坚持继承性,即要明晰原有布局中的关键点,找出“什么没变”并理解“为什么没变”,吸纳基本经验以继往开来;坚持创新性,即要科学把握现有布局的着力点,找出“变了什么”并理解“为什么要变”,以及预判“向何而变”,并理解“将会因何而变”,立足实践基础以守正创新。在新时代,必须认清新的历史方位,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据,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充分认识到原有布局的不足和缺陷,把握新布局的可能性和生长点,积极推进在原有布局基础上的布局创新,唯有这样,党建布局演进史才有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敏锐的未来感,既能够展现出党的建设在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内容图景,也能够拓宽党的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视野。

  第二,必须在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发挥系统功能。处理好党建布局整个系统与党的建设内部各方面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是与时俱进地调整党的建设内部各方面要素之间的关系,达到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而发挥出党建布局新的整体功能。调整党的建设各方面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或主观地加入减出某些要素,而是要进行合理配置,其根据在于: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革新党建布局的主要根据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起党的建设具体任务的变化,进而需要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加以合理调整;从党建特殊领域来说,党的建设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说明党的建设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可循,各方面要素的调整必须反映出党的建设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新时代,创新党建布局需要根据党建各项工作的进展实际、面临的客观形势及现实任务,在原有布局基础上增添新的基本要素,也需要注重党的建设内部各个基本要素的地位及作用,还需要厘清新时代党建布局中政治建设何以为根本、思想建设为何成首位、制度建设如何贯穿其中等要素被赋予的基本功能,进而明晰构成党建布局各要素的价值地位、角色定位及关系摆位,形成对各要素的科学理性认知,以构建“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的良性运转系统,进而促进党建布局整体功能发挥,以使党的建设系统推进、重点突出,确保党的建设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三,必须在坚持自身主体的基础上借鉴外部经验。处理好党建布局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对内,要注重自我调整与革新,不断修复、优化党建布局以适应党的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基础和前提;对外,就是要注重找寻党建布局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性,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拓展党建布局的视阈,在坚持自身主体基础上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政党的建设经验。坚持自身主体就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始终保持基本内核与政治本色不变,这既是立足于各有差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体现,也是坚守自身主体逻辑的彰显。作为世界性大党和开放性的政治体,党的建设的内在涵养还需借助外来润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新型政党关系的互动中充分借鉴其他政党的建设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而言,尽管在具体历史环境方面与中国发展实际有显著的不同,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命题;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党而言,尽管在政党基本属性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具有政党同圈层结构意义,同属于现代政治组织,他们的政党建设经验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新时代的党建布局必须遵循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注重向后看以总结经验教训、注重向下看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向前看以提升前瞻思维,把握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及基本规律。同时亦要注重向外看以开阔视野,参考和借鉴其他政党的建设经验,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并为我所用,推进党建布局不断完善。